我国实施的是一夫一妻制，《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即使法律要求一夫一妻，但仍有部分人走上重婚的道路。

重婚想法显然受到了封建观念的影响。在封建社会中，因为重男轻女的存在，一人拥有多位妻妾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但现在，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则不符合正常道德伦理，也涉嫌违法犯罪。

针对多妻、多夫，我国直接关联的罪名是重婚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法定重婚，有两种形式：与他人有夫妻名义；与他人形成事实婚姻。我们知道，是否有结婚证，能直接判断二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一个人在有配偶的情况下，与另外一个人领了证，无论是否发生了夫妻之实，是否共同生活，都涉嫌触犯重婚罪。

但很少有人去领两份或多份结婚证，一般而言，都是手里揣着一本，在外面沾花惹草。这种情况下，要认定为重婚，则需要确定对方是否“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共同生活都能认定为重婚，如果两人只是临时、短暂生活在一起，则难以构成犯罪。

那么，发现配偶与他人暧昧不清，想要控告对方重婚，有哪些证据可以收集呢？首先，最重要的是确定对方是否领了结婚证，这是最有利、能直接证明重婚的证据。若没有结婚证可证明，则需要收集书证、人证结合，才利于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医院资料。在医院进行手术或住院，比如产检、分娩、领取出生证等，需要家属签名，这个能佐证二人对外宣称是夫妻关系。

2.入户资料。如果二人有了孩子，会涉及新生儿入户问题，他们可能需要伪造结婚证，也会留下申报夫妻关系的表格等材料。

3.证人证明。两人共同居住期间，保安、邻居，乃至小区的监控视频都能进行证明。

4.其他。结婚摆酒席的视频与照片；涉及同居、重婚等内容的聊天记录。一般来说，只要能证明两人是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非偶然发生的出轨），都有可能成为有力证据。

为了清楚说明犯罪、收集证据、定罪整个流程，这里引入一个例子说明。假定小红与小明是一对恩爱夫妻，二人粗茶淡饭十几年，小明渐渐对小红产生了嫌隙心理，萌发出另找一个的想法。他找到小红要离婚，但未如愿。这种情况下，小明离开家门，在外认识了芳芳，并与其共同生下了一个儿子。

小红得知此事，找上两人同居地址，拍下了屋内状况，并录下附近邻居的证言。同时，她前往医院申请要来产检、分娩等相关家属签名。一切收集齐全之后，她将小明告至法院。最后，法院判处了小明有期徒刑。

上诉例子中，小明与小红本身属于夫妻关系，但小明背叛婚姻，与芳芳有了夫妻之实，还生下了孩子。在住院生产期间，他多次以新生儿父亲的名义在医嘱上签字，这将是小红拿到的有力证据。于医院而言，手术住院必然需要家属签字同意，所以想在这上面隐藏“夫妻关系”实在困难。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并不是所有重婚者都会被立案、判刑。比如，上诉案例的小红在婚后被他人看上，起了拐卖心思。结果将她卖到了与世隔绝的落后山区，与他人领证结婚。这种情况下，小红客观上有重婚的行为，但主观上却没有重婚的故意，因此她的“二婚”是违背了本身意志、受他人强迫的结果，这不应构成重婚罪。

除了受他人强迫，不得不重婚这种例外情况，还存在一些同样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一般不认为是犯罪。那么，怎样的情节才算轻微呢？这里依旧用结为夫妻的小明、小红作比。

小明存在严重家暴倾向，每次回家，对小红拳打脚踢。小红禁不住各种虐待，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逃出了家。在外地，她认识上温柔的另一个人，并倾心结婚。可见，小红主观上存在重婚的故意，但她重婚的动机是摆脱暴力、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社会危害性明显比较小，也不宜定罪。

情节轻微，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假定这次小红与小明是一对老年夫妻，十分恩爱，生活幸福美满。可天有不测风云，发生了天灾人祸，两人被迫相隔两地。其中，小红无奈之下，跟逃亡的小程一同流浪谋生，二人迫于生计，不得已结为夫妻。尽管小明还健在，小红属于重婚，但天灾人祸面前，人力渺小、难以避免，小红的重婚实属无奈之举，社会危害不大，因此，也不会被定罪。

总而言之，重婚不被定罪只是小概率事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碰上一场天灾，也不是每个人的婚姻都会产生不满，遭受虐待。婚姻面前，还是应持有更多忠诚，否则，监狱就在尽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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