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区别在于诉讼目的不同，诉讼功能不同，另外，起诉主体、诉讼地位以及人民法院在诉讼活动中的职权都不一样。比如私益诉讼的起诉主体是跟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或法人组织等，而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跟案件一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本篇文章目录一览：

• 1、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区别有哪些?
• 2、如何理解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

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区别有哪些?

1、直接目的不同。

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的根本区别在于二者的直接目的不同，前者以维护“私益”为目的，后者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私益是私人利益的简称，公益是公共利益的简称。传统的私益诉讼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目的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为自己“私益”而诉。私益诉讼以调整个体之间利益冲突为基本对象，将诉讼完全局限于争议的相对解决或个别解决。公益诉讼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可以制止某些组织或个人违法侵害国家和社会利益，保障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得以实现，并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促进社会协调、稳定地发展。

2、诉讼功能不同。

私益诉讼具有事后性.是对特定主体之间已经发生的纠纷进行事后解决，以明确法律上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归属：公益诉讼除了具备诉讼的这一主要功能之外，还具有预防性，当公益可能受到侵害时也可以提起。公益之诉的一个特征是提起公益诉讼并不以公共利益的实质损害为唯一前提，在公共利益可能遭到损害时也可以提起。由于公益诉讼的最主要特征是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代表社会起诉违法行为，以保护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公益诉讼是对公益的一种积极的救济方法，可以及时制止那些可能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做到防患于未然。

3、起诉主体和诉讼地位不同。

私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必须是和案件本身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即认为其合法权益或依法由自己管理、支配的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而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不限于直接利害关系人.只要行为人侵害了公共利益.法律规定的起诉主体都有权起诉违法者。起诉人既可以是直接受到违法行为侵害的组织和个人，也可以是没有直接受到违法行为侵害的组织和个人。私益诉讼的起诉主体是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提起诉讼.在整个诉讼阶段享有完全的处分权，包括处分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在诉讼中处于特殊的法律地位，表现在：起诉主体提起的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不是起诉人的“私”的利益.所以，原告不能像处分自己权利那样来处分社会公共利益.必须由法律对公益之诉起诉主体的处分权做出一定限制;法院对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做出的裁决，对起诉主体并不发生效力.只对被告或代表社会利益的国家和社会公众发生效力。

4、法院在诉讼中的职权不同。

公益诉讼与传统的私益诉讼的重要区别是公益诉讼涉及到众多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涉及到社会稳定.因此法院在公益诉讼中应当拥有更多的职权，行使司法权更积极，不受辩论原则的限制，例如：法官的裁判可不受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限制;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也应接受法官的审查，并不当然地成为裁判的基础：当事人不主张的事实，如事关公共利益的维护，法官也可以审理：法官还可以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其查证范围并不限于当事人申请查证的范围等。当然法官在维护公益时也应当公正地行使审判权。

如何理解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1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从以上规定中“高度可能性”可以看出，我国民事诉讼遵循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内涵认识不够清晰，致使在应用该证明标准时缺乏统一。因此，笔者建议从以下方面审慎把握民事司法中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一是区分“高度盖然性”与“优势证据”。“优势证据”是指在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都不够充分时，司法人员采信其中证明力更强的证据。此种证明标准多体现在英美法系国家，只要一方当事人在证据证明力上打破平衡，即便是49%与51%的区别，则可采信证明力更强的一方。而我国“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要求更高，只有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远大于另一方时，司法人员才能对其待证事实予以认定。此即意味着英美法系的优势证据原则目的是在陪审员制度中以票数优势说服法官，而我国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则是为了认定的法律事实更接近于客观事实，从而更加公平公正地审理案件。

二是排除主观因素干扰。从上述司法解释中“确信待证事实”一词可以看出，通过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案件事实需要依靠司法人员的内心确信。但是，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难免会受各类因素影响，如个人生活环境、工作氛围、道德品质等等，因此，司法人员的主观因素对其能否准确把握高度盖然性标准具有重大影响。2020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第88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这要求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判断和认定，均须建立在双方充分举证、质证的基础上，综合审查判断，避免主观臆断。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排除各类因素对司法判案的影响是不现实的，只能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限制司法人员的主观臆断。一方面，提升司法人员自身素能。司法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职业道德、个人价值观均对其审理案件产生影响，需要进一步强化司法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另一方面，加强司法人员心证公开化，强化外部监督。

三是坚持“规则法定”原则。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必须坚持“规则法定”原则，即包括证据规则在内的各类民事诉讼规则必须是明确规定的、可操作的。司法人员应当在穷尽法律规定依据后再运用自由裁量权，从而最大限度减少“高度盖然性”标准衡量的事实及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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