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据媒体报道，江苏淮安一名儿子因痴迷游戏，盗走母亲银行卡里的16万元，母亲不姑息养奸，坚持要求公安以盗窃罪立案。2019年3月，儿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湖北武汉一位父亲因女儿因沉迷赌博，撬走父亲抽屉里的现金1.2万元，将女儿扭送至派出所。因父亲强烈要求法办，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其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河南范县有3名男子，多次结伙到自己家中盗窃现金、稻子、麦子，合计价值1.8万余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甘肃景泰县张某盗窃舅舅王某价值4.8万余元的皮卡车，景泰县法院于一审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基于舅舅多次求情，白银市中级法院二审改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元。

陕西府谷县一名男子因债主逼债，入户盗走叔辈爷爷家中现金5.3万元，因双方系亲侄孙关系，男子从小与叔辈爷爷感情较好，府谷县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万元。因系法定刑以下判刑案件，经逐级层报榆林市中级法院、陕西省高级法院复核同意后报请最高法院核准，最高法院认为，原判在法定刑以下判处的刑罚量刑仍属过重，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府谷县法院经重审，最终判决免予刑事处罚。

解析：

这么多真实案例都说明了，在法律的定性上，盗窃亲属财务也是犯罪，也可以盗窃罪追责。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子女一旦成年，能够独立生活了，在法律上也需要与家庭“断奶”了，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的财产不能随便偷拿，即使是亲爹亲娘的财产也不能随便偷拿。可是，亲属盗窃毕竟还有“家庭内部矛盾”的成份，关涉到亲情伦理，一律以盗窃罪追责，即使合法似乎也不尽合理。对于盗窃亲属财务的定罪量刑问题，司法解释作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

1998年最高法《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旧解释）规定：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

2013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新解释）完善了这一做法，规定“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不认为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

总的来说，对于盗窃近亲属财务的行为一般是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即使要追究刑事责任，也要比社会上的盗窃罪处罚得轻。

什么时候要追究刑事责任呢？旧解释比较含糊，“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情形和决定主体均未予明确。新解释则明确了“一般可不认为是犯罪”的前提条件是“获得谅解”，即将是否追责的决定权交给了被害人，如果被害人坚持不谅解的，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显而易见，新解释让处理盗窃近亲属财务的行为更加人性化，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更有利于亲情伦理的维护。但仔细比较上述案例，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盗窃近亲属的好像比盗窃远亲属的判刑还要重，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盗窃近亲属财物的，所谓“虎毒不食子”，绝大多数父母是不忍心把子女送进监狱的，即使子女盗窃的数额较大，他们往往都会原谅并请求不予追究刑责。

相反，如果父母真能狠下心来，坚决要求追究，那只能说明子女让他们失望透顶，自己已经管不了，只能让司法机关来管，这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做法。在此情况下，法院即使酌情从宽，一般也以判处实刑居多。

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亲属的范围是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而刑事上的近亲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及同胞兄弟姊妹。

对于盗窃远亲属财物的，例如上述案例之中的舅舅、叔辈爷爷等等，如果严格依照司法解释，将无法获得酌情从宽，然而远亲属常常会主动谅解，并强烈要求不追究刑责。司法机关如果不考虑这些亲情伦理的因素，很容易陷入机械司法的泥潭。

于是，司法机关很多时候会突破司法解释的束缚，比照近亲属的标准，给予远亲属同等待遇。如果案情类似，远亲属多了被害人的谅解，反而能够获得更大的从宽幅度。

实际上，在我国的司法文化之中，对亲属盗窃从宽也是一种传统。例如，《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就写道：“亲属间的盗窃罪不同于凡人相盗，罪名是与亲等成反例的，关系愈亲则罪刑愈轻，关系愈疏则罪刑愈重。”

再回到江苏淮安这个案子，我们不禁要问，最终会如何处理？在公安已经刑事立案、儿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如果母亲仍坚决不肯谅解，儿子无疑会被以盗窃罪判刑。

母亲如此“狠心”，实在是“恨铁不成钢”，如果此时放任不管，将来不仅会害人害己，还会“累及爹娘”！因此，对于这位母亲的用心良苦，我们应该表示理解和尊重。

当然，案件不是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但这完全取决于这位儿子。假如儿子能够幡然悔悟、重新做人，以自己的决心和行动重新获得父母的信任和谅解，母亲自然会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请求司法机关不作为犯罪处理，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结局了。

文：陈正

编辑：赵海波 黄盈 王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