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陈某与某保险湖南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从2018年2月1日起至2021年1月31日止，工作内容为从事销售岗位，所属序列为销售序列，职级为一级，工作地点为湖南省。工作时间为标准工时制，每日工作时间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为40小时。2020年1月7日，双方劳动合同解除。陈某月平均工资为12023.11元。陈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公司支付加班工资220684.86元。仲裁委裁决公司支付陈某加班工资19173.23元。

陈某起诉称：我工作期间，长期处于加班状态，其中454个工作日中每天加班2小时，合计908小时，因此工作日加班费为98807.62元。休息日加班共计105天，故休息日加班费为121877.24元。公司应支付加班费总计为220684.86元。

公司答辩称：陈某未经批准，延迟待在办公室的时间，公司无需支付加班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是否应向陈某支付工作日加班工资以及双休日加班工资。陈某与某保险湖南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原、被告双方约定工作时间为标准工时制，每日工作时间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为40小时。根据某保险湖南分公司提交的考勤记录表以及陈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陈某在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期间超出规定工作时间工作。但陈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延迟下班或外出拓展业务系用人单位安排的加班，且陈某下班后的工作时间也与其本人绩效工资挂钩，某保险湖南分公司已支付提供相应劳动的对价，即已支付相应的提成工资。故对于陈某主张支付加班工资220684.86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陈某上诉称：我已提供了加班证据，工作日合计加班908小时，休息日加班共计105天，加班是由公司所安排，故公司应支付加班工资220684.86元。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是否应当支付陈某加班工资。陈某主张在保险公司工作期间长期加班，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佐证。公司主张陈某并无加班事实，并提交了考勤记录、劳动合同等证据予以佐证。经查明，陈某在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双方所签的《劳动合同书》约定陈某的工资标准为不低于工作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合同附件中的《个人销售人员补充协议》则明确陈某的薪酬收入与其本人业绩和业务挂钩。在公司工作期间，陈某月平均工资已超过12000余元。与此同时，陈某2019年度的考勤记录显示，陈某并未严格遵循在上下班时段内进行考勤打卡，如2019年3月12、13、14日只有上班打卡时间，无下班打卡时间，2019年4月24日、6月27日全天无打卡记录。结合本案双方陈述及举证可以认定，陈某从事的销售工作需要经常外出洽谈业务，其工作时长及时段具有一定的弹性。陈某2019年度的考勤记录亦反映公司并未要求陈某每天必须进行上下班考勤打卡，陈某可以根据工作业绩的完成情况，决定当日工作时间的长短。从陈某实际领取的工资报酬来看，其收入水平远高于一般劳动者，说明陈某存在通过延长工作时间以此提升工作业绩的客观情况。陈某通过延长工作时间以提升工作业绩而产生的劳动价值已通过公司发放的绩效工资得以实现，故上述时间段不宜认定为陈某的加班时间。与此同时，公司提交的《员工手册（2016）版》中载明：未按照公司有关规定进行审批通过而延长的工作时间不视为加班。为此，陈某提交了大量微信聊天截图的照片，以此证明公司的主管安排了加班事宜。从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来看，主要是陈某等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微信群中汇报当日的工作情况。该微信聊天截图的内容不足以体现陈某的延长工作时间系通过公司的审批而进行的。基于陈某工作性质的特殊性，认定陈某是否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应当支付加班工资的加班情形，需要综合考虑陈某客观上是否存在加班工作的事实及该事实是否得到公司规章制度中所规定的审批等因素。因此，虽然陈某为完成工作业绩延长了工作时间，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述行为系通过公司规定的审批程序而进行的。本案所体现的相关事实，不足以支持陈某要求公司支付加班工资的主张，故对陈某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案号：（2020）湘01民终8698号。文中内容、名称有删减、调整。如有侵权，请留言小编删除。